与无名氏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方享有诉权

2009年9月30日19时20分许，原审被告范先生驾驶鲁SF7168号小轿车行驶至菏泽市牡丹区沙土佳乐园购物广场门口处时，与一横过马路的无名女性发生碰撞，致其当场死亡。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当事双方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处理期间，办案单位在《菏泽日报》上刊登了认尸启事。认尸公告满一年后，菏泽市牡丹区民政局救助管理站于2010年8月30日向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提交了一份请示，请求指定该站代替无名氏家属保管死亡赔偿款项，区政府在请示上注明“同意”二字，并加盖了公章。同日，救助站向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某财产保险公司和范先生承担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法院一审认为，依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人应当赔偿，赔偿费暂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保管，待死亡人员身份确定后由其转交。死亡人员的身份应当按照城镇居民认定。遂判决：被告某财产保险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赔偿民政救助站死亡赔偿金11万元，超出限额部分由范先生按照责任比例承担。上诉人代理人胡春雨律师指出，社会之公益诚应得到道义的支持，但公益的维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仅凭一纸诉状便能实现。法制的要求是，诉讼活动只能依据法律展开，社会上之一般公益情感不能超越法律决定司法。归根结底，我国法律尚没有为被上诉人的诉讼提供必要的制度空间，人民法院只能根据立法执掌法律，公益的进步应交给立法的发展，而非法官善意的造法便可真正解决。例如，本案典型的情况是，被上诉人唯一采取的措施是向区政府提交了一份请示，对于如何妥善保管款项、有效查找无名氏家属这些关乎无名氏权利的实质内容，则没有任何制度依据。那么，法律上的保管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劳务，其落脚点仍在于返还的过程，否则只是对占有的转移。而如果这笔财产只是被动的等待将来按照无主物处理，则法律已经有相关的程序。胡春雨还指出，在诉讼实施过程中，原告代理人往往被授予对无名氏实体权利处分的特别授权，这种授权应当来源于委托单位对财产全面的管理、处分权能，而这种实体法上的权利显然又是不存在的。这都是民政部门提起诉讼先天不足的具体体现，是不可能仅凭开庭审理的方式便能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