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泰康人寿、新华保险等头部险企均已布局养老社区,且区域并不局限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以进军养老社区较早的泰康人寿为例,公司2007年涉足医养领域,2009年获得业内首家养老社区投资试点资格。
目前,泰康之家养老社区已布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西南、华中等核心区域的22个重点城市,可容纳约5.5万名老人,已有7家养老社区投入运营,近4500位老人入住。
今年5月,中国平安发布康养品牌及首个高端养老社区产品线,通过“金融+医疗+康养”结合的创新发展模式,整合公司金融、医疗与科技领域的优势资源,打造有品质的康养服务。
平安人寿党委书记杨铮表示,面对老龄化趋势,保险将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起到重要补充作用,不仅是养老支持类保险产品的提供者,更是康养基础设施重要的投资力量和康养服务重要的提供者。
新华保险党委书记、总裁李全介绍,近年来,新华保险顺应行业趋势,积极开发寿险与养老健康相结合的产品模式,并充分发挥险资期限长、规模大的优势,在全国重点城市布局康养产业。
据悉,新华保险创立了“新华家园”养老社区品牌,设计了“乐享”“颐享”“尊享”三大产品线,满足老年人活力养生、持续照料、康复护理等不同的养老需求。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
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市场人士分析,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未来养老保险会是人身险行业发展的主战场。
保险公司将客户入住养老社区的权益与保单相结合,为客户提供集金融、医疗、照护于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也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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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作用日益显现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王绪瑾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险企积极 抢滩 养老领域,不断加速投资兴建养老社区,一方面是看好其市场前景;另一方面则是当前人身险公司负债久期趋长,大量的险资需要长期投资,而养老产业与险资的长期属性天然契合。”
的确,我国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基本国情。对于保险行业来说,“银发经济”所催生的养老产业链成了业内必争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推出的养老社区项目大部分属于高端产品线,客户通过购买相应的保险产品,获得入住资格,但入住“门槛”都在百万元以上。对此,一家保险公司产品经理向记者坦言,公司推出的高端养老社区主要面向公司已有的高端客户。
据了解,大型保险公司经营多年,已经积累了很多高净值客户,现在可以把高端客户直接导入养老社区,为其提供更多附加服务,能够更好地发挥保险主业与养老社区的协同性。
虽然目前主要的协同效应在于保单带来的入住权,但从多家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来看,险企是从养老社区切入,为客户定制各类康复特色治疗,包括私人医生、健康管家,以及绿色就医转诊通道,旨在有效匹配客户全生命周期的投资与保障需求,以实现养老社区收益提升与保单数量、规模的增长相统一。
不难看出,保险公司投资兴建养老社区并不是简单地把险资配置到养老机构上,更重要的是把保险的风险管理功能与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医养服务缺口深度融合。
从保险公司打造的产业链来看,养老社区向上可衔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产品,下游可带动护理服务、老年大学等产业,极大地延伸和扩展寿险产业链,使保险产品与养老实体有机结合,助力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面对的养老难题。
转型发展未来可期
今年一季度,79家寿险公司净利润776亿元,同比增长78亿元。从数据上看,寿险公司业绩虽然在疫情影响后有所回暖,但与2019年同期的1259亿元相比仍有近40%的差距。
这也印证了不少业内人士的判断,寿险公司在经历了2013年到2017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如何继续保持业绩正增长,医养结合或许是一条值得期待的转型之路。
曹德云表示,无论是重资产的大型养老社区,还是轻资产的养老服务,抑或是长期护理险、健康医疗险等养老相关的保险产品,保险机构在养老领域的全产业链布局,正在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延伸产业业态,有利于提升养老综合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保险公司配套的养老社区多数处于亏损状态。一方面养老机构投资周期长,前期投入较大;另一方面后期运营又需要专业人员,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王绪瑾认为,“尽管目前多数保险公司投资的养老社区还没有实现盈利,但是我国养老社区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随着养老社区规模扩大、入住率提升,未来有望成为险企盈利增长点”。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曾表示,养老是一个长周期、慢回报的服务业,从国际看,成熟的养老服务业收益在8%上下的稳定收益,符合长期寿险资金的性质。
事实上,保险公司入局养老社区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服务品质能否吸引老人长期居住、运营成本能否持续优化都至关重要。
也有专家认为,目前险企在做的养老社区费用较高,其实高端与中低端养老机构并行发展更能促进市场细分,规范养老服务质量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为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加快发展,更好地服务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积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保障需求,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自2021年6月1日起,由6家人身险公司在浙江省(含宁波市)和重庆市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
据悉,试点内容包括保险公司应创新开发投保简便、交费灵活、收益稳健的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消费者达到60周岁及以上方可领取养老金,且领取期限不短于10年。在风险有效隔离的前提下,鼓励试点保险公司积极探索将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发展与养老、照护服务等相衔接,满足差异化养老需求。
埋母案和自杀的老人
陆晓娅和朱玲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收入尚可,她们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和部分健康,算是能勉力维系高龄双亲的体面生活。
在更广阔的乡村,失能失智老人遭遇的困难远比城市同类群体更多。
2020年11月,轰动一时的“榆林埋母案”一审宣判—— 儿子被判故意杀人罪,获刑12年。
58岁的穷困潦倒的儿子,在一个初夏的深夜,将79岁的母亲,推下了废弃已久的墓坑,因为母亲已经瘫痪了,“屎尿全在床上,臭烘烘的。”
这固然是一起偶发的人伦悲剧,也折射了低龄老人碰上高龄老人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境。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刘燕舞,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农村地区老人生存状态的研究。据他统计,摆脱疾病的痛苦和生存困难,是农村老人自杀的最主要的因素。
他曾描述过一个典型的老人自杀的悲惨场景:“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
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从1990年代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开始,30年来,农村老人遇到的困难,似乎一直都在。
乡村居家养老成本并不算高,最高要求不过“冬天冻不着,夏天热不着,能吃上热乎饭”。但农村养老最大的问题在于,由土地维系的家庭伦理秩序正在瓦解。伴随着“家”作为空间集合的不复存在,传统联合家庭、兄弟姐妹居家供养一对老人的模式也濒临崩溃。
为了供养家庭,60岁以下的乡村男性几乎常年在外务工,留守的五十、六十岁的女性是女儿(儿媳),是母亲(婆婆)、是奶奶(姥姥),承担着赡养老人和照顾孙子(女)的职责。闲暇的时候,她们也要工作,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显然,具备劳动能力且身体健康的老人还能养活自己,反之,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自杀就是无助老人重要选项。
另一不可忽视的现实原因是,当前社会已经出现较高的经济分化,这给农村中年人——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支持群体——带来的集体焦虑是,如何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社会中激烈的竞争。
即便是超过60岁的“低龄老人”,也会到当地“劳务市场”上应征临时工,每天出现在工厂、工地、饭店等不同用工场所,日薪100~200元。
退休是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陌生的概念。50后、60后正在完成人生的最重要的任务——为儿女买房买车、操办婚礼、照顾孙子孙女,甚至一些身体康健的50后,正在为孙子攒房子。
不只有北上广望房兴叹。在县里或市里为儿子买楼付首付,同样要花掉两代甚至几代人的积蓄。他们必须要掏空所有并按揭购置房车,因为没楼的话,“没女生愿意跟着。”
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是弱势群体。而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有的子女甚至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当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变老
如果说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低龄老人,尚且处于老龄化社会的开端,初尝苦涩,那么1980、1990年代出生,曾经独享阖家宠爱的独生子女们,当他们步入低龄老人的年龄区间时,将要面临的是,是更为严峻的养老考验。
从这一代开始,将从传统的多个子女照料一个老人变成1个独生子女就要照顾2个老人。
在豆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小组里,至少5万个独生子女在这里分享彼此的焦虑。
他们大多出生在城镇中产家庭,父母有不低的退休金,即便如此,养老问题仍然令他们担忧:想出国留学,心里又放不下年纪渐大的父母;工作地点和父母相隔遥远,不知未来如何取舍?如果父母同时生病,自己分不开时间精力照顾怎么办?
对于大部分通过“向上流动”进入大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面临着叠加起来的多个问题:高不可及的房价、双职工的带娃压力、异地父母的养老
当他们面临重要决策时,没有兄弟姐妹可商量,一个人的决定都可能关乎父母的生命或是余生的生活质量。但当父母生病需要照顾,可能连个倒班的帮手都没有。
豆友“末年时光”正面临着多重照护的困境。爷爷5年前脑梗瘫痪至今,喂饭喂水喂药换尿不湿,父亲前年由糖尿病引发脑梗,勉强能自己动步。外地的奶奶和大伯只是一年看望两次,平时悉数由她和母亲照顾。最近爷爷经常吵闹,影响了父亲的休息,父亲的诟骂声又惊醒了她和母亲。窗外春雨连绵,她控制不住悄悄哭,“实在不知道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怎样选择?”
眼下的焦虑,源于他们看到父母照顾高龄老人,以及他们的父母也在老去。很少有人设想他们的未来,曾有学者估计,2015~2050年是中国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的关键时期。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但8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依然呈现上升趋势,未来每4位老年人中就有1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高龄病患老人的照料,已成为全球面临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即便是高龄化走在前面的日本和德国,也未完全解决高龄老人的照护难题。
在日本,仅靠退休金就能支付所有费用的养老机构相当少。能够长期入住、承担护理保险的机构每月大约10万日元(约合6500元人民币),但一床难求,2013年有超过52万人在排队。民营的机构每月则要20万到30万日元(约合1.2万到2万人民币)。
在漫长无尽的等待与艰难照护中,一些人感到绝望,当疲惫无助再次袭来,便有意想不到地做出杀人的极端选择。
日本一些发生在亲人之间的由看护疲劳引发的杀人案被零散地记录在一家媒体的专栏上。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此后他们决定采访这些中老年“加害者”,5年后,这些日本家庭看护者的普遍困境被记录在了今年刚出版的《看护杀人》一书中。
“长期压抑的家庭看护者,他们的压力就像是在空杯子上慢慢加水,快到杯缘处,似乎还能承受,等到再满上,压力就如同杯中的水满溢出来,崩塌殆尽。”
家庭小型化带来照料人手不足,老年人收入普遍不高,再加上现代社会劳动力外出就业、流动频繁,现实迫使老年人失能后的长期护理问题从传统社会的家庭责任演变成当代社会的重大风险。
无论是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的唏嘘场景,还是独生子女未雨绸缪的担忧,都在为未来敲响警钟。
母亲在陆晓娅66岁那年过世后,陆晓娅和先生提议抽空去看老年公寓,了解不同的养老模式为将来做规划。她不想让唯一的女儿背负太大的照护压力,等到她和先生有一人先离开,另一个身体不好,买菜做饭都开始觉得累了,就会考虑自己搬进养老院。
经历了照护高龄父母的低龄老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来是要去住养老院的。
但是,和学区房一样,养老院也是稀缺资源,民政部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拥有养老机构2.9万余家,养老床位730万张,仅占全国老年人口数量的3.1%。
医学人类学的鼻祖凯博文说,人类在相互照顾中得以生存,在这个人类从未面临的新照护时代,可能要面对10年,甚至20年漫长的照护生涯,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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