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意见稿》实施是否会增加损失风险的矛盾?显然,酒驾、毒驾、无证驾驶都明显会增加危险发生的可能,即使非被保险人故意行为,但增加事故发生概率属于道德风险,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中的善尽管理人之责。不少反对方也认为交强险的理赔多少都能为肇事者减轻责任,尤其是在小型的事故上,更容易帮助肇事人支付赔款,从而降低守法意愿,增加社会与保险公司的风险。对于此担忧,意见稿给了但书,对于这些事故保险公司可向肇事人索回赔款,而且肇事人还可能面对刑事上的处罚。所以对驾驶人而言,并没有正面的效果去诱使其故意进行上述的操作。因此,纳入新的理赔范围,理赔概率的增加是可控制的,并不会造成加速上升的情况。
第二,《意见稿》实施是否会增加社会成本?纳入这些高道德风险的行为,即便有事后追偿的但书,但实际运作必会衍生高额的追讨成本。大型事故肇事者经常透过转移财产来逃避追偿,小额肇事人也未必爽快归还理赔金,保险公司势必需要投入额外人力追讨债务与提存相关损失,增加交强险的运作成本,而该成本却要由其他用车人来负担。可是,即使交强险不承担,该成本依然会存在,若由经济弱势的受害者承担,更增加了交通事故所带来的伤害。再者,这种无妄之灾,任谁都有可能碰上,对所有的用路人都是公平的,用车人也可能是受益者。
第三,《意见稿》实施是否会鼓励犯罪?除了上述可能增加经营风险与成本分担不公平外,反对者也担忧此政策会对社会道德观产生冲突。酒驾、吸毒与被保险人故意造发交通事故,都是明显违法行为,而政府的政策性保险居然可提供保险为其分担责任,即便是可以事后追讨,但成效令人质疑。对此疑虑,我们应当了解《意见稿》的提出主要是保护受害人,避免肇事者逃避赔偿。而且肇事者也不会因此降低民事与刑事责任,所以本次的《意见稿》依然是符合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原则。
由上述讨论中可知,开放对酒驾、毒驾、无证驾驶与故意行为的理赔,的确会增加交强险的赔付成本,但不会鼓励犯罪,也不至于造成损失概率的无法控制或违背社会正义的现象,其矛盾乃是在多出来的成本,是否应当由其他善良的用车人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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