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应设第三方，保障宜引责任险

1月5日,长沙一家医院门口,红色的“急诊”二字在夜色中十分醒目,而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迷局,却仍在探路。1月5日,邱西（化名）拿着长沙雨花区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书,心里一阵冰凉。去年8月,他遭遇医疗官司。一年三个月零22天后,他才拿到裁决结果。期间,花费近1.5万元,在衡阳和长沙之间奔波几十次。“我选择了理性的方式维权,但是过程让我身心俱疲。”邱西说。他的感慨在记者的调查中得到了印证。
从2013年12月至今年1月,本报连续推出医患纠纷系列调查,聚焦医患纠纷的成因和解决方法。近期,本报记者又在长沙各大医院,向医生和患者发放百余份问卷,收回的100份医疗纠纷调查问卷显示：面对医患纠纷,62%的受访者选择“协商解决”,而愿意走法律途径的仅占22%,耗时长、费用高,第三方调解组织缺位成了影响患者理性维权的最大阻力。
62％协商成首选：难见第三方
【调查数据】记者收回的100份问卷显示,面对医患纠纷,医生和患者首选解决方法是协商,占到总数的62%。而在50名受访医生中,有28名选择“会向院方或有关单位反映”,占到总数的56%；50名受访患者中,向院方或有关单位投诉的有26人,还有8名选择“与当事医生协商。”
【案例】
去年上半年,汪朝霞在长沙一家三甲医院做了右足马蹄形内翻畸形矫形手术,取钢钉时,医生在她右脚上残留了两颗钢钉。首次协商,她向医院提出免费后续治疗和6.9万元赔偿两个要求。但与医院多次协商中,双方并没能达成一致。“我一个从农村来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有一个第三方在中间协调,我也好知道去找谁,到底怎么定责任,该赔偿多少。”汪朝霞说。记者同时了解到,汪朝霞所去的医院,街道有一个工作人员协助医院处理类似事件,但在该案中,第三方并未出现。
【专家说】
基于在医患纠纷调解中,第三方经常缺席的现状,湘雅医院法律顾问杨美莲呼吁建立能被医患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调解组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该委员会可由卫生行政部门、保险机构、医学法律专家、公安机关等共同组成,经费独立,对医患双方进行论证和解释,这样调解协商效率会更高”。
22％诉讼能维权：耗时又费钱
【调查数据】
在记者的调查中,当遇到医患纠纷时,有9名患者表示会选择向新闻媒体曝光,有12%的受访者选择“向亲朋好友抱怨”,22%的受访者选择上诉法院解决。调查采访得知,患者之所以不想走法律途径,担心的因素集中在耗时太长、花费过多、不信任鉴定等方面。
【案例】
2012年7月,衡阳人邱西在长沙市一家医院做了淋巴结核清除手术,术后出现神经损伤,因不满医院“手术并发症”的答复,邱西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院赔偿80535.42元。提起诉讼9个月后,他才被通知去做司法鉴定。最后法院开庭审理,结果是医院无过错,驳回全部上诉请求。至此,他与医院的官司已经耗时一年三个月零22天,花费1.5万元。